要在横向上克服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传统思维，实现四大检察各项业务线索移交常态化、协同办理规范化、资源配备高效化、工作机制长效化。

从有关学者编制的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中，人们能够获得我国居民在财产方面一些比较客观的信息。现代汉语基础性法学中，中国学者自主提出和证明的理太少，我们这代专业法学教学研究人员未能做出像样贡献，难免感到有压力、难为情。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同理，对居民部门任何有行为能力的成员来说，如果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受到广义政府部门或居民部门内部其他人员的非法剥夺或损害，从法理上说他/她都应该获得相应财产性赔偿。[40]居民部门的这些基础性财务数据可分别从总体和人均角度反映出我国公民的权利享有状况。我国2021财政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人民币245.673千亿元，占全国广义政府支出的比重是55.01%，具体投入的管理领域和所占的比例为：科技3.9%，教育15.3%，外交、国防5.8%，一般公共服务8.1%，文化旅游与传媒、灾害防止及应急管理6.3%，债务利息4.2%，住房保障2.9%，公共安全5.6%，社会保障和就业13.7%，城乡社区7.9%，节能环保2.2%，卫生健康7.8%，农林水9%，交通运输4.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2.7%。[⑥]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 SNA 2008), EC, IMF, OECD,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Bank, New York, 2009, P.42.[⑦] 此处相差整整200千亿元对不上，不知错误到底出在哪里，故笔者选择采信原文数据，不轻率纠正。

国有资产在实践上分解为两权，不是国家财产独有的现象，个人财产也能如此。我国统计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果通常是按居民、企业、广义政府三部门进行的，如果改为对国民可支配收入做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二元划分，如前所述，采用三元划分法形成的属于企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可支配收入就应做拆分，拆分的原则应该是按规定须上缴国家的部分或须按政府指示使用的部分划归广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本身可自主支配的部分划归居民部门。在新的立法出台之前，对民族事务领域的重要法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应该采取一种新的解释进路，避免传统上倾向于自治的解释进路。

其实，任何法律在制定时都有特定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考虑。（二）经济性规范的不同逻辑深谙社会革命之道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政治制度上顶层设计离不开社会经济层面的支撑，社会维度的革命也是研究政治变迁的重要维度。[10]回到中国的民族问题上来，只有在完整主权的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保护好内部各民族的真实的权利。其二，《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唯一的基本法律。

（二）面向未来的立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已近40年，自2001年修订以来已经20多年，几十年间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新型民族交往格局逐步形成，2018年《宪法》已经将中华民族纳入其中，但《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改。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民族为自治民族的5个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塔吉克等为自治民族的六个自治县。

[13]新中国特别关注各民族间经济平等的塑造，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力量来塑造这种平等，如从1950年到1958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70亿元，占这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只有将铸牢从一种国家政策转变为国家法律后，才能为铸牢事业提供稳定、持久、深厚的制度基础。[11]有研究更是直接指出，80年代少数民族人口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改变民族成分引起的，这种大规模改变民族成分的情况，到1987年以后已经停滞。发掘《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必须要回到历史之中，从政治的角度予以解读。

再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规定在现实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不符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也落后于民族工作的实践。在体系解释逻辑下，上述先后顺序的调整本身意义重大。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规定来源于宪法，若《宪法》不作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否修改？这就需要回答一个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宪法》内容是否需要一字不落在法律中照搬？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立法学中的一项常见规定，仅仅是要求法律与宪法不抵触，并没有严格要求在相关的规定上完全一致。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2] 强世功.如何思考政法[J].开放时代,2023(1):73-77.[3] 苏力.大国与大一统,以及帝国[J].开放时代,2023(1):26-37.[4]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 常安.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J].学术月刊,2019(9):95-108.[6] 邵六益.从中国各族人民到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塑造:1949-1954[J].开放时代,2023(3):40-57.[7] 邵六益.宪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行宪法民族团结条款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88-95.[8] 强世功.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9] [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M].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德]京特·雅科布斯.敌人刑法学说[J].汤沛丰,译.量刑研究，2019(1):40-62.[11] 张天路,黄荣清.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74-175.[12] 黄荣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5.[13]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 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M].朱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001).[16] 陈明辉.转型期国家认同困境与宪法学的回应[J].法学研究,2018(3):21-38.[17]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172-183.[18] 敖俊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 李晟.作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技术的法律修辞[J].法学家,2020(3):1-14,191.[20] 邵六益.宪法如何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128-143.[21] 邵六益.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J].地方立法研究,2020(5):36-51.[22] 王理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49-58,183.[2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82.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研究（22SFB5006）。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逐一阐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铸牢资源，也未能对新时代修法建议做全面展开，只能留待未来继续研究。的规定类似，但是两者本质不同。

[21]所以，删除或修改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并无立法技术上的困难。例如，第四条和第五条应该调换顺序，首先强调自治机关要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然后再去提变通执行的权力，而不是相反。

第七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3]地理、经济上的联系与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理念相伴相生，保障了这一共同体历经数千年而不散。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五条规定依据当地经济、政治等需要，并参酌历史情况，各民族自治区内得包括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及城镇。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争，大民族主义不仅仅指大汉族主义，也包括少数民族之间的大民族主义。与阶级策略一起弱化的是体制的保护性功能，随着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语言能力、民族间的关系和制度等因素致使少数民族成为群体性的利益受损者，如何统筹发展与稳定关系就成为最为复杂难解的问题之一。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底层动员、在民族身份之上塑造阶级认同的革命道路。序言第三段对此又进一步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都为今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资源和经济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经济提升并不必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15]经济分化削弱了国家体制对少数民族的整合能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死灰复燃直接带来对社会秩序稳定的威胁与伤害。

政治吸纳、经济整合、共同体意识三个层面并非截然区分的，每个时期的民族工作中都包含三个维度。应该明确的是，铸牢不仅仅是抽象理念，各国应该落实到具体条款之中。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化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引发各种矛盾，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问题中不少与经济上问题有直接关系。（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整合古代中国的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这既有地理上的原因，更有地理格局带来的经济内聚力，传统中国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经济互补塑造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的安排。《民族区域自治法》条文繁多，不可能逐条分析。

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重构，其道路选择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诉求紧密相关。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民族工作，要求我们在政治吸纳和经济整合之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为切入点，关注各民族人民的心灵秩序的构建。

第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确认，多民族是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质料，共同构成统一的国家。又如，关于民族关系的部分，《宪法》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概括除了平等团结互助外还加入了和谐，《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第二段第二句也进行相应的修改。

因此，必须回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宪制秩序之中，对自治权利的维护是以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愿景目标。在自治地方，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同建设各项事业，共享建设发展成果。

同时，作为八十年代产物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又带有改革开放后市场主义的痕迹，具体规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相关条款占据1/4以上篇幅。[23]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般性社会事务工作简单归结为民族工作，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矛盾。第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如《物权法》2005年草案曾规定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在遭遇学界的质疑后，最终出台的《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避免了照搬《宪法》规定。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自治区戴了某个民族的‘帽子，是要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而在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经济条款具有更为强烈的市场经济特色，同样在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一章中，对应的规定如第二十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17]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迫要求下，需要采取整全性的方法来解释法律，发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三建立在上述政治判断和宪法确认的基础之上的宪法性法律，对其法律精神的理解应该离不开当时的时代精神。

由此可见，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初心在于缔造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区域自治以帮助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战略目标，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尊重少数民族特殊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自治之分促国家之合，将少数民族的自治与国家的统一治理有机溶于一炉。为了真正维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展开了民族识别工作以解放弱小民族，苏联只承认进入资产阶级阶段的族群为民族，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超越这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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